是最标准的政治正确，于情于理、于公于私都没有任何问题。

　　然而朱瞻埈此时却出言反对道：“读书人大多不事劳作，依靠家族、朝廷供养，考中秀才就可以免交赋税、不用应差服役，这样的人越多，朝廷的负担就越重！

　　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想着的是考中科举做官，一次不中来年再考，往往蹉跎十数载岁月也不肯放弃。

　　更不用说还有什么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’‘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’之类的说法，一个个的只想着自己金榜题名之后如何如何，却从未想过自己没考上之前要做什么。

　　这种人大多严重依赖父母、家族的供养，甚至成为了一个家庭的拖累。

　　虽然兴办教育、广播教化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，但任何事情都是要有个度的！百姓一股脑的都去经商不行，一股脑的都是去读书也不行！还是要有人种地、纺织和戍边的。”

　　兴办教育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对的，大力培养读书人也确实有助于国家和地方民生的发展。

　　甚至于在过去的历朝历代，当地读书人考上科举数量的多寡，也是评价一个官员是否合格，以及升迁的重要标准。

　　但凡事都是有个限度的，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封建时代普及义务教育？只能说国家养不起这么多的读书人。

　　甚至别说是普及义务教育，即便只是一个扫盲，对于封建社会来说都是一项遥不可及的工作。

　　原因也很简单，生产力太低了，养不起。

　　在封建时代学习文化除了最基本的书本、笔墨和师资的开支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支出就是时间成本。

　　封建时代形容读书人往往用一个词叫“十年寒窗”，虽然他们学的是儒家经典，课本也就只有四书五经，但想要学出个名堂，学有所成能够参加朝廷的科举，十年时间都还是往短了说的。

　　那些家境好的，大约五六岁能够开蒙，读到十几岁已经能够参加童子试的，便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少年英才。

　　一般情况下可能要到八九岁才有机会读书，因为大明律法规定的是“八岁以上、十五岁以下，皆入社学”。

　　如果是顶格的十五岁开始读书，等学有所成，不说高中进士，仅仅只是中个秀才也差不多快三十岁了。

　　以古人的寿命来说，这基本上算是蹉跎了半生了。

　　所以即便在朱元璋时代，曾经下令府、州、县每五十家要设社学一所，用于招收八到十五岁的民间儿童入学，明朝的教育普及率也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。

　　民间一个村子可能就一两个人识文断字是很正常的现象。

　　当然，明朝兴办教育是历代最多的，明朝中后期的时候识文断字的人大大增加，教育普及度也远超历代，不过这就是后话了。

　　就眼下的情况来说，朱瞻埈那一句“养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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